泥褐色四钮陶盖罍  本报记者 黄伟 摄

文物名片

文物名称：泥褐色四钮陶盖罍

文物年代：战国中晚期

出土地点：荥经县严道街道南罗坝村战国土坑墓

文物特点：罍为存储器，既可存水又可存粮食。泥质褐陶，有盖。子母口，小口，短颈，扁鼓腹，圆底，矮圈足。盖面和肩部各有方形穿钮4个。

□本报记者 黄伟

文物价值：泥褐色四钮陶盖罍为研究战国时期青衣江流域先民的制陶工艺、日常生活与丧葬习俗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，是巴蜀文化中实用陶器的典型代表。

在雅安市博物馆的展厅里，有一件文物总是能让参观者停下脚步。这便是1988年出土于荥经县严道镇（今严道街道）南罗坝村战国土坑墓的泥褐色四钮陶盖罍。让我们走近这只陶罍，聆听那来自战国时期的遥远回响。

陶罍之形 泥土塑就的匠心工艺

展柜中的这件泥褐色四钮陶盖罍，给人的第一印象是“敦厚”。它静静地置于展柜之中，圆润的腹部微微鼓起。陶罍的材质为泥质褐陶，这是荥经河谷地带丰富的黏土资源赋予它的底色。

将目光移向器盖，盖顶呈弧形微微隆起，其上等距分布着四枚方形的穿钮。这四钮方正规整，显然是匠人有心为之。钮的造型以简练的方块形态呈现，恰好与整个罍体敦厚的气质相契合。罍的肩部，同样配置了四枚方形的穿钮，与盖上四钮上下呼应，构成一种对称的美感。这八枚方钮，并非单纯的装饰构件，有着实实在在的功能，古人将绳索穿过钮孔，便可牢牢系住器盖，防止搬运时滑脱；或是穿绳提携，方便移动这件体量不小的陶器。

罍的口部，采用的是战国时期陶器制作中颇为成熟的子母口设计，盖与口沿一凹一凸，严丝合缝地扣合在一起，既能有效防尘，又可减缓器内液体的挥发。口部为小口，颈部短而收束，与之形成对比的，是下方骤然展开的扁鼓腹。腹部以下缓缓收拢，过渡为圆底，最终落在一个矮圈足上，稳稳当当地立于地面。

荥经，古称严道，早在战国时期便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。青衣江的舟楫之利与崇山峻岭间的马帮古道，使这里成为巴蜀文化、中原文化与西南夷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。

雅安市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，从制陶工艺来看，泥褐色四钮陶盖罍的选料、轮制成型的技术、子母口的精密设计，都显示出中原制陶传统的影响；扁鼓腹的饱满圆润、方形穿钮的粗犷朴拙、通体光素不施纹饰的风格，又带着鲜明的巴蜀地方特色。它不是中原陶罍的简单复制，而是外来技术与本土审美相交融的产物。

罍中烟火 盛满生活的日常与向往

罍这个字，今天读来有些陌生，但在中国古老的器物谱系中，它曾有过显赫的地位。《诗经·卷耳》有云：“我姑酌彼金罍。”金罍，是青铜铸造的酒器，为先秦时期的王室贵族宴飨祭祀所用，代表着权力与威仪。

史料记载，罍的起源可追溯至商代晚期，盛行于西周。那时的罍，为青铜铸造，或方或圆，深腹大容量，是盛酒以供祭祀与宴享的重器。

荥经出土的这件陶罍，功用明确为“存储器”“既可存水又可存粮食”。这简短的描述，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战国时期雅安先民的日常生活图景。它也可能是节庆时的主角。战国时期的西南夷地区，亦有自己的岁时节俗。每逢春耕秋收、祭祀先祖等重大节日，人们或许会从这件大腹的陶罍中舀出用新米酿造的浊酒，酌满陶碗，敬天地，祭鬼神，然后围坐篝火，饮酒歌舞。

这件陶罍，是作为随葬品出土的。1988年，南罗坝村的战国土坑墓中，它与墓主人相伴，沉入地下，一睡便是两千余年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墓中随葬的终究是陶罍，而非青铜罍。这一材质的选择，本身就说明了墓主人并非高等级的贵族，而更可能是社会中间阶层的成员，或为富足的农户，或为往来于古道上的商贾。他们够不上享用青铜礼器的等级，却有能力置办一件精心制作的陶罍。这件陶罍的出土，让我们看到了战国社会中的更多普通人，他们没有在史籍中留下名字，却用一件朴素的陶器，为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了一席之地。

该负责人介绍，从随葬习俗来看，这件陶罍出土于土坑墓中，以实用器而非礼器陪葬，反映出战国时期严道地区平民阶层的经济实力与丧葬观念。他们重视现世的生活，也相信死后的延续，他们将最日常的器物作为随葬品，是出于朴素的情感与信仰。

一件陶罍，让我们看到了古蜀严道的农耕根基和南方丝绸之路的烟火底色。荥经河谷土地肥沃，战国先民深耕农事，储粮储水器具的普及，印证此地早已形成稳定农耕聚落，物产丰饶、民生安定；严道作为南方丝绸之路要道，商旅往来、族群交融，贵族青铜礼器代表对外文化交流，平民陶制日用器，则沉淀下丝路沿线最真实的人间烟火。繁华古道不只有车马铜器，更有寻常人家的一坛谷、一壶水。

从青铜罍到陶罍，材质变了，使用的阶层变了，但“罍”这一器型所承载的文明基因却一脉相承。它是存储，是积蓄。当先民将粮食与水装入陶罍之时，他们装入的，或许是对来日的一份笃定与信心，也是对安稳生活的向往。

采访后记

从“金罍”到陶罍

雅安陶罍演绎“蓄”的千年传承

在人类造物的长河里，容器或许是最能传递文明温度的发明。它贮存水，贮存谷物，也贮存先民对日升月落的朴素寄望。而在众多容器中，“罍”的身影尤为厚重。

青铜罍曾稳居礼器谱系的显赫位置。《诗经·卷耳》吟咏“我姑酌彼金罍，维以不永怀”，这里的“金罍”便是青铜罍，盛酒以祭祀宴飨，是身份与权力的象征。

随着礼制松弛与社会变迁，陶罍作为平民日常用器逐渐普及，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相当普遍。这一材质之变意义重大：罍从神坛上的礼器，回归为人间贮粮蓄水的家常物。这件泥褐色四钮陶盖罍，为我们打开另一个视角。

它没有铭文，不见繁复纹饰，它只用近乎沉默的朴素，讲述着民间的、日常的、属于大多数人的战国故事，人们关心的不再是祭祀时酒醴的芬芳，而是雨季前粮食是否安好；不再是礼制中罍的摆放位置，而是盖子上的绳子是否系牢、搬运时是否稳固。

从青铜罍到陶罍，材质变了，使用群体变了，但罍所承载的核心精神从未动摇，那就是对“存储”与“积蓄”的执念，是对不确定未来的提前筹谋，是农耕民族刻入骨髓的生存智慧。

这份智慧，在今天的雅安大地上依然生生不息。雅安素有“川西咽喉”之称，山川纵横，物产丰饶。汉代的严道先民用陶罍储粮蓄水；而今的雅安人，用现代化仓储冷链保存山货农产，以前瞻性的生态保护，筑牢长江上游的绿色屏障。从一户之“蓄”到一域之“蓄”，规模与手段变了，但居安思危、藏粮于地、藏富于民的生存理念，却与两千年前那件陶罍的智慧一脉相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