·红色遗址与乡村空间血脉相连，共生共荣方能走向和美图景

·从精神地标到发展引擎，红色遗址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、经济与治理三重动能

·乡村振兴为红色遗址带来政策、人才与场景新契机，让历史遗存重获新生

·保护红色根脉，激活乡土未来，走出一条相互赋能、协同共生的振兴之路

□张蕊

红色遗址与乡村空间并非彼此孤立的存在，而是深深嵌入同一片土地、同一段历史、同一群人的命运之中。那些见证过烽火岁月的旧宅、老树、祠堂、渡口，既是红色历史的物质遗存，也是乡村肌理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
站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历史节点上，如何让这些承载集体记忆的红色遗址不被遗忘、不被割裂，如何在保护中激活、在发展中传承，已成为兼具历史厚度与现实温度的时代命题。

事实上，红色遗址保护与乡村振兴并非两项需要权衡取舍的政策目标，而是一条可以相互赋能、协同共生的实践道路。红色遗址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灵魂、经济动能与治理资源；乡村振兴则为红色遗址带来保护资金、活化场景与社会关注。二者的“共生”，不是简单叠加，而是一种深层的、结构性的融合——历史基因注入现代发展，乡土社会反哺遗产保护，最终走向红色基因永续、乡村活力重现的“和美”图景。

红色根脉

被土地与血缘编织的集体记忆

理解红色遗址与乡村振兴的共生关系，首先要明白一个基本事实：中国革命大多发生在传统村落。井冈山的茅坪村、延安的杨家岭、西柏坡的普通农舍，这些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旧址，当年就是村民日常居住、劳作、交往的空间。红色文化不是从外部植入乡村的抽象符号，而是在乡土社会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精神果实。

这种“嵌入性”决定了红色遗址的双重属性。一方面，它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物，承载着国家叙事层面的政治意义；另一方面，它也是乡村集体记忆的物质锚点，关联着一代又一代村民的身份认同。这些记忆不是书本上的知识，而是活态的、代际传递的乡土故事。红色遗址因此成为连接国家记忆与乡村记忆的桥梁，是乡村文化根脉中不可剥离的一部分。

保护红色遗址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保护乡村的文化基因库，让“从哪里来”的故事得以续写。

多维价值

从精神地标到发展引擎

如果说保护红色遗址是出于历史责任，那么激活其多重价值则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动力。

文化价值：涵养乡风文明的“精神锚点”。红色遗址中蕴含的艰苦奋斗、团结互助、无私奉献等品质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，也与乡村的道德规范相互呼应。红色遗址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三重不可替代的功能：集体记忆的物质锚点，一座旧宅、一处渡口，持续唤起人们对先辈事迹的记忆，使红色故事代代相传；道德教化的实景课堂，在红色遗址前聆听先辈事迹，更能触动人心、内化于心；文化认同的象征载体，村民因“我们村有光荣历史”而自豪，这种自豪感有效转化为维护公共秩序、参与公益事务的内在动力。红色遗址以最低的外部成本，激发出最高的内部认同，是乡村文化振兴的“精神锚点”。

经济价值：激活产业发展的核心吸引物。一个保存完好的红色遗址，可以成为吸引访客的核心吸引物，带动周边餐饮、住宿、农产品销售，乃至催生新业态。红色遗址具有“文化资本”向“经济资本”转化的潜能，其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。红色产业的带动具有乘数效应：访客的消费在住宿、就餐、购物、体验等多个环节产生支出，尤其是红色研学活动以团队形式开展，停留时间长、消费结构多元，能够有效拉动综合性收益。更重要的是，红色遗址的经济价值具有可持续性，只要保护得当、合理利用，其吸引力和教育价值不会衰减，反而会随时间积淀不断增值。红色产业与农业生产、手工业、乡村服务业天然互补，能够为留守村民和返乡青年提供灵活多样的就业增收机会，缓解乡村空心化问题，增强乡村经济韧性。

治理价值：增强基层组织的精神资源。许多革命老区的村党支部，本身就是当年地下党组织或游击队的延续，红色基因天然嵌入组织血脉。红色遗址为乡村治理贡献了三重机制：情感凝聚机制，共同的历史记忆拉近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心理距离，增强党群信任纽带；规范引领机制，其中蕴含的艰苦奋斗、廉洁奉公等品质，为村干部行为提供明确的价值标尺，村民将现任干部表现与先辈榜样相比较，形成无形的社会监督；行动动员机制，红色教育激发的奉献精神和集体荣誉感，转化为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实际行动。当红色遗址成为组织生活的场景、党员教育的基地、干群互动的平台时，乡村治理便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能。

红色遗址的文化、经济、治理三重价值相互滋养、互为前提：文化价值为经济价值提供内容支撑，经济价值为文化传播和治理活动提供物质保障，治理价值确保保护和利用过程组织有力、参与有序。三者协同发力，使红色遗址真正成为乡村振兴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。

乡村赋能

为红色遗址保护开辟新契机

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，也为红色遗址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。这种机遇不是偶然的政策叠加，而是乡村发展范式转型的内在要求——当乡村从单纯的生产空间转向宜居、宜业、宜游的综合空间时，红色遗址作为稀缺的历史文化资源，其价值被重新发现和激活。

政策资金倾斜。乡村振兴战略将文化振兴作为五大振兴目标之一，明确要求“保护利用乡村传统文化，传承红色基因”。各级政府在统筹涉农资金、安排项目时，越来越倾向于将红色遗址保护纳入乡村振兴的整体盘子。借助乡村振兴的东风，这些红色遗址开始获得制度性的支持通道。

人才回流与社会关注。乡村振兴改善了乡村的创业环境、生活条件、发展空间，催生了一批返乡创业的青年群体。他们既熟悉互联网时代的传播逻辑和消费需求，又对本乡本土的历史脉络有着天然的情感联结，能够将沉睡的红色遗址转化为可体验、可传播、可经营的文化产品。同时，城市居民对红色文化的需求不断增长，日益向沉浸式体验、深度研学、乡村微度假等方向延伸。企业、高校、媒体等多元社会力量汇聚，使红色遗址保护从文物部门的“单打独斗”转变为社会协同的“共建共享”。

活化利用场景拓展。数字乡村建设为红色遗址的展示传播提供了全新可能。虚拟现实技术可以还原历史场景，让观众获得沉浸式体验；线上党课和数字展馆打破物理空间限制，容纳更丰富的历史信息；社交媒体和短视频的传播，让偏远红色遗址可能成为“网红打卡地”。同时，乡村振兴催生的体验农业、共享农庄、乡村研学等新业态，为红色遗址的活化利用打开了新空间。红色文化可以与农耕体验相结合，游客在参观之余参与种植野菜、体验传统农具，以更立体、更沉浸的方式还原历史语境。当红色遗址被有机嵌入乡村的生产生活新业态中，它们便获得了活态传承的社会基础——村民愿意维护，游客愿意探访，市场愿意投资。

乡村振兴通过政策资金、人才关注、技术场景三条路径，系统性地回应了红色遗址保护长期面临的资源匮乏、社会疏离、利用单一等核心难题。这种支持不是临时性的“输血”，而是通过重构红色遗址在乡村发展中的功能定位，使其获得自我维持、自我增值的“造血”能力。乡村振兴为红色遗址提供了活态利用的可能，而红色遗址的活化又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文化灵魂，二者由此进入相互赋能的良性循环。

红色遗址与乡村振兴的共生，不是两种政策的简单叠加，而是历史逻辑与现实需求的内在契合。红色遗址为乡村铸魂、造血、强基，乡村为红色遗址续命、增色、扬名。唯有两者深度共生，方能在保护底线与活化上限之间找到动态平衡，在历史传承与当代发展之间架起可持续的桥梁，最终走向“红色基因永续、乡村活力重现”的和美图景。

（作者单位系中共雅安市委党校）